在四川，我学会了和山说话

从成都出发往西,车窗外的高楼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抹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密的绿，朋友说，四川的旅行，是从平原“长”进山里的，起初我不懂，直到车轮开始盘着雅安的山路向上，看着云雾从谷底一丝丝蒸腾起来，缠绕着半山的村落，我才忽然觉得，自己不是来“看”风景的，而是像一棵被移栽的植物，正笨拙地把根须，试探着扎进这片湿润的、充满回响的土地里。

我第一个扎下根的地方,是牛背山，上山的越野车颠得人骨头散架，同车一位本地大哥却睡得香甜，脑袋随着颠簸规律地磕碰车窗，仿佛那是摇篮曲的节拍，到了山顶客栈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冷冽的空气混着柴火味扑面而来，店主是个沉默的藏族阿妈，递给我一杯滚烫的酥油茶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眼神指了指窗外，我顺着望去——云海正在脚下无声地翻涌，贡嘎雪山洁白的山尖刺破云层，在夕阳下燃成冷冷的金红色，那一刻，万籁俱寂，只有风掠过经幡的猎猎声，我忽然就明白了阿妈的沉默，任何赞叹的词汇都是多余的噪音，我们这些外来者带着一肚子的“攻略”和“打卡清单”，而山，只用一片永恒的寂静，就把所有喧嚣都消化了。

这种“被消化”的感觉，在峨眉山变得具体起来，我避开了人潮汹涌的登山道，拐进一条被苔藓覆盖的石板小径，林子里光线幽暗，空气能拧出水来，走了不知多久，隐约听到水声，拨开一丛湿漉漉的蕨类，一道小小的瀑布豁然出现，它不像景区里那些被介绍牌标注好的瀑布那般气势磅礴，只是自顾自地从石缝里淌出来，在下方汇成一汪清浅的碧潭，我蹲在水边发呆，一只羽毛翠蓝得不像话的小鸟跳过来，歪头看了看我，然后毫不在意地啄饮起来，它不怕我，那一刻我有点感动，又有点惭愧，我们总想着征服、观看、记录，而在这里，我或许只是它眼中一块会移动的、无趣的石头，这份“不被在意”，反而让我松了一大口气，好像卸下了“游客”这个身份沉重的铠甲。

真正的“扎根”，发生在四姑娘山脚下的长坪沟，我雇了马，向导是个叫扎西的年轻藏族小伙，汉语说得磕巴，但笑容像高原的阳光一样敞亮，马儿踩着溪水中的碎石前行，嗒嗒声在山谷里传出老远，走到一处开阔的草甸，扎西忽然勒住马，指着远处一座覆雪的山峰，用混合着藏语和汉语的词句说：“斯古拉，她的头发，风在梳。”他说的“斯古拉”就是四姑娘山，在他眼里，那飘拂的云就是山神的头发，我愣住了，在我所有的知识储备里，那不过是水汽凝结遇冷形成的自然现象，但就在那个瞬间，我强迫自己闭上“分析”的眼睛，试着用扎西的方式去看——那山活了，风不再是单纯的气流，成了温柔的手；云不再是水汽，成了有生命的丝缕，我尝试着，在心里对那座雪山说了第一句笨拙的话：“你好啊。”

从那以后,事情变得有趣起来，在色达，看着那片漫山遍野、在夕阳下燃烧般的绛红色木屋，我不再仅仅感到视觉震撼，我仿佛听到一种低沉而坚韧的诵经声，不是用耳朵，而是用胸腔感受到的，那是成千上万种孤独的信仰汇聚成的磅礴宁静，它在对我说：“慢下来。”在都江堰，面对那穿越两千年依旧清澈奔涌的岷江水，李冰父子的智慧固然伟大，但我更感觉那江水自己是有意愿的，它驯服地分开，流经沃野，是一种古老的、关于生存的承诺，我甚至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，走进成都一条不知名的老巷子，火锅的麻辣鲜香与路边栀子花的清甜湿漉漉地缠在一起，我听见这座城市打着满足的饱嗝，用方言对我说：“巴适得板。”

离开四川那天,我又经过来时的山路，我摇下车窗，深深吸了一口那混合着泥土、树木和淡淡雾气的空气，我忽然觉得，自己带走的不是相机里几百张照片，也不是行李箱里的花椒和腊肉，我带走的，是一种新的感官，我依然说不出山的语言，但我好像能听懂一点它的沉默了；我依然是个匆匆过客，但我的根须，似乎真的在那片湿润的土地里，留下了一星半点微不足道的、却属于自己的痕迹。

四川的山水,从来不是沉默的布景板，它们是一场漫长而耐心的交谈，我们这些聒噪的旅人，需要先学会闭上嘴，停下奔忙的脚步，才能听到那低语的开始，它可能在酥油茶升腾的热气里，在瀑布无视你的流淌中，在藏民一个诗意的比喻里，甚至在一锅沸腾的红油咕嘟声里，它不给你答案，它只给你一种看待世界的、全新的眼神。

回去的飞机上,我翻开笔记本，想写点什么，只写下一句：在四川，我不是游客，我是一个终于学会了聆听的学徒，而那片土地，是我沉默却丰饶的老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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