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发去内江之前,我在成都东站的候车大厅里啃了个兔头,旁边的大爷瞅我一眼,说:“妹儿,你这个啃法不对,脑花儿都没吸出来。”我讪讪地把兔头放下,心想,算了,把胃留给内江。
高铁四十分钟,比我从成都东门堵到西门还快,下车的时候,天有点阴,空气里潮乎乎的,像是谁刚掀开蒸笼盖子,我在地铁口站了五分钟,看着满街的摩托车像鱼一样游来游去,突然觉得这地方有点意思——它没有那种旅游城市的讨好,也不端着,就是该干嘛干嘛。
来之前我问过内江的朋友,一日游该去哪,她说:“能去哪?吃碗面,江边坐一坐,大佛寺拜一拜,就差不多了。”我说那也太敷衍了,她说:“你看你,又拿成都那套来套我们,内江是拿来过的,不是拿来玩的。”
这话我当时没懂,后来在民族路的一家面馆里,突然就懂了。
那家店没有招牌,门口支着两口大锅,一锅熬着红油,一锅煮着面,老板是个中年男人,围裙上全是油点子,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问:“二两还是三两?”我说二两,他又问:“宽汤还是干溜?”我愣了,说随便,他笑了,说:“你们成都人都这么说,其实没得随便这个选项。”
他给我做了干溜,面条是韭叶宽的,碱香很重,牛肉臊子黑黢黢的一大勺盖在上面,红油从碗边渗出来,看着就唬人,我拌开的时候,热气往脸上一扑,眼睛都湿了,第一口下去,辣味直冲天灵盖,不是成都那种温柔的红油香,是带着点蛮横的辣,像有人拿辣椒面在你舌头上搓。
老板就坐在我斜对面的矮板凳上抽烟,看我吃得鼻尖冒汗,突然说:“你这碗面,我煮了二十四年。”我没接话,他接着说:“九几年在民族路摆摊,后来旁边修房子,又搬进来,这条街拆过三回,我还在。”我问他累不累,他弹了弹烟灰,说:“累啥子,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。”
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那碗面的辣,可能有一半是时间熬出来的。
从面馆出来往江边走,路过一条叫“箭道街”的老巷子,墙上爬满了青苔,电线杆子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线,晾衣架从二楼窗台伸出来,挂着一排内衣裤,有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,身边趴着一条黄狗,耳朵一抖一抖的,我举起手机想拍,她抬头说:“莫拍我,拍那堵墙嘛,那堵墙有来头。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,就是一堵再普通不过的青砖墙,上面用红漆写着“毛主席万岁”,已经斑驳得只剩个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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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放下手机,说:“不拍了,光是看都有味道。”她笑了,门牙缺了一颗,说:“你这女娃儿还像那么回事。”
走到沱江边的时候,天已经擦黑了,江面不宽,水也不急,对岸的灯光零零散散地亮起来,像谁随手撒了一把碎金子,江风吹过来,带着点河腥味和厨房里飘出来的豆瓣酱香,有几个老头在江边钓鱼,鱼竿支在那儿,人却凑在一起下象棋,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,一个老头输了棋,骂了句脏话,把棋子一摔,又笑嘻嘻地捡起来重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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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刻我想起我朋友说的话——内江是拿来过的,它不是景点,不是攻略,不是打卡,它就是一碗面、一条老巷、一江浑水、几个老头,你站在那儿,不用说话,就会被它拽进某种缓慢的、黏稠的时间里,像踩进了江边的淤泥,拔不出来,也不想拔。
回成都的高铁上,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段话: “内江像一碗放凉了的牛肉面,油凝在面上,看着不热闹了,可你拿筷子一拌,热气还在底下埋着。”
然后我关掉手机,靠着车窗睡着了,梦里都是红油的味道,还有那个卖面的老板,在蒸汽里朝我笑,说:“二两还是三两?”
第二天早上,我在成都吃抄手,红油抄手,中规中矩,又香又温柔,我吃着吃着,突然觉得有点寡淡。
想内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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