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武汉到北京,高铁四个半小时,飞机两小时,地图上不过一千多公里,可当你真的踏上这段路,才发现这中间隔着的,远不止长江与黄河的距离。
我是在一个湿漉漉的清晨离开武汉的,空气里还飘着热干面芝麻酱的浓香,和长江水汽特有的、略带腥味的湿润,火车站里人声鼎沸,拖着行李箱的滑轮声碾过地面,像某种匆忙的节拍,我忽然有点舍不得这黏糊糊的天气了,北京?朋友说,这时候去,等着你的可是干到能擦出静电的空气,和能把人吹得东倒西歪的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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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铁启动,窗外的风景开始加速后退,江汉平原的稻田、水塘,那种饱满的、几乎要滴出水的绿意,渐渐被更硬朗、更开阔的华北平原所取代,绿色变得克制,土地裸露的部分多了起来,像一幅色调逐渐变冷、笔触逐渐变硬的画卷,车厢里很安静,邻座的大叔一上车就睡着了,轻微的鼾声里,我莫名想起蔡林记门口那永远排着的长队,和老板那声穿透嘈杂的“葱要不要?”
这感觉挺奇妙的,你人还在移动的铁盒子里,心却已经开始做一种微妙的“气候适应”,武汉的湿热是包裹性的,像一层看不见的膜;而我知道,北京的干燥是带有侵略性的,它会先让你的嘴唇发紧,然后提醒你,嘿,你到北方了。
果然,走出北京西站,第一口呼吸就是不一样的,那空气清冽,直接,没有任何迂回,带着一股淡淡的、类似旧书页或者晒过太阳的尘土味道,风是干的,利落的,一下子就把我从武汉带来的那身水汽给刮没了,我下意识舔了舔嘴唇,笑了,这就是了,从一碗需要快速搅拌、油润浓香的热干面,到一碗酱香醇厚、码子扎实的炸酱面,中间隔着的,就是这一口呼吸的差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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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酒店放下行李,我鬼使神差地,没先去天安门故宫,而是钻进了胡同,我想找点“接地气”的东西,来接上武汉那份市井的烟火气,胡同里的风小了些,阳光斜斜地切下来,在灰色的砖墙上画出明暗,偶尔有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过,大爷提着鸟笼慢悠悠地踱步,这种节奏,和武汉街头那种热火朝天、声浪能掀翻人的过早场面,完全不同,一个像激昂的快板,一个像悠长的京韵大鼓。
我找了个小店,要了碗炸酱面,面端上来,酱是酱,菜码是菜码,面条筋道地卧在碗中央,一切清清楚楚,泾渭分明,这让我想起热干面,所有的味道——芝麻酱、辣萝卜丁、葱花、酱油——都必须在下筷子的黄金三十秒内,彻底、疯狂地搅拌均匀,让每一根面条都裹上那复合的、有些混沌的浓香,一种讲究融合至不分彼此,一种追求层次分明各司其职,我慢慢地把炸酱拌开,忽然觉得,这好像不只是两碗面的区别。
后来几天,我去了故宫,站在太和殿前巨大的广场上,看着那巍峨的、有着明确中轴线的宫殿群,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压下来,它庄严,恢弘,不容置疑,那一刻,我脑海里闪过的却是黄鹤楼,它也临江而立,也有千年诗篇,但它似乎总带着点仙气,一点文人墨客的飘逸,甚至是一点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”的怅惘,一个像是用规整的楷书写就的宏篇诏书,一个则像是用行草挥就的即兴诗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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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,我坐在后海边上,看着酒吧的灯光在水里晃,北京的朋友问我,从武汉来,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啥?我想了想,没说什么历史啊文化啊那些大的词,我说,大概是“湿度”吧,在武汉,你觉得你是被世界包裹着的,声音、气味、水汽,都围拢着你;你觉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,清晰,开阔,但也需要你更用力地去呼吸,去走进它。
他听了哈哈大笑,说你这感觉挺玄乎,但我自己知道,这一路,四个半小时,我从一种生活质地,穿越到了另一种,旅行有意思的地方,或许就在于这种身体的“察觉”,你的皮肤先于你的大脑,记住了风的不同触感;你的喉咙先于你的思想,分辨出了空气的密度,然后你才明白,地图上短短的一条线,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轻轻碰撞。
回去的高铁上,我又想起了那两碗面,热干面要趁热,快速地活,热烈地吃;炸酱面可以慢点,一样样地加,细细地品,都没有错,都是生活,只是当我开始有点怀念北京那种干爽利落的风时,我知道,武汉那份湿漉漉的、嘈杂的温柔,也已经在我心里某个地方,妥帖地安放好了。
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吧,不是为了比较哪里更好,而是让身体记住更多的“可能”,从此,你的人生,便多了一重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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