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六点五十,宜昌东站的天还没亮透,我拎着半杯凉掉的豆浆站在进站口,看那些举着小旗子的导游把一群大爷大妈往车上赶,三峡人家、清江画廊、两坝一峡,每个名字都像从旅游宣传册上直接撕下来的,我哪也没去成,就在滨江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四十分钟,看一条货轮慢悠悠地往下游蹭,江水浑黄,风里有股子铁锈和湿泥混着的味道。
来之前查了一堆攻略,什么“宜昌必去的十个景点”“长江夜游值不值得”,收藏夹里塞得满满当当,可人真站在这儿了,忽然就懒得动了,旅行这事儿挺怪的,有时候你计划得越周密,到了地方越像在完成任务,反倒是这种啥也没干的时刻,让你觉得跟这座城市有了点私下的交情。
江边有个卖顶顶糕的小推车,铁皮炉子烧得发黑,老奶奶拿个小木勺往竹筒里舀米粉,蒸汽一喷,甜丝丝的,买了两个,五块钱,站在路边吃完,指尖黏糊糊的,也没处洗手,旁边遛狗的大爷看了我一眼,说:“来旅游的?今天天气不好,昨天下过雨。”我说没事,就随便走走,他点点头,牵着狗走了,那狗在每一棵行道树根底下都认真闻一遍,比我还像来考察的。
下午的动车去成都,两个多小时,上车就睡,醒的时候窗外已经从山地变成了平原,一块块水田亮得像碎玻璃,邻座的大姐在啃鸭脖,塑料袋窸窸窣窣,辣油味飘过来,把更后一点困劲都勾没了,她见我睁眼,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要不要来一个?周黑鸭,武汉买的。”我摆手说不用,心里想的是成都的冒烤鸭该是什么味。
到成都东站已经快五点了,地铁里挤满了下班的人,我拖着箱子站在车厢连接处,听两个女生用四川话讨论晚上吃串串还是烤肉,其中一个说:“串串嘛,烤肉哪天不能吃。”另一个说:“那家要排队哦,这个点去起码等四十分钟。”更后她们还是去了,在春熙路那站下的车,我也跟着下了,不知道为什么,就觉得该在这一站出来透透气。
晚饭是在一家巷子深处的肥肠粉店解决的,门脸极小,灶台就支在门口,一口大锅滚着奶白色的汤,肥肠一节节浮沉,看着就厚实,老板是个中年男人,围裙上油渍叠油渍,问你:“大碗小碗?加不加节子?”我说大碗,加,他不再说话,抓粉、烫粉、舀汤、撒芹菜碎,动作利索得像在变戏法,粉端上来,白瓷碗边缺了个小口,但汤鲜得让人想骂脏话,我加了两勺醋,一勺辣椒油,吃到一半把汤也喝了大半碗。
吃到尾声,来了个穿校服的男生,书包往凳子上一扔,喊:“老板,老样子。”老板应了一声,从底下摸出个锅盔,对半切开,递过去,那男生接过来咔嚓咬了一口,又低下头呼呼地吸粉,我忽然就想起宜昌江边那阵风了,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,像被什么隐秘的线缝在了一起,可能人在旅途里总是这样,神经比平时敏感,随便一个细节都会*好几个弯,更后*到某个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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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要从宜昌直接跑到成都来,这两个城市离得不远不近,气质上却像隔着半个中国,一个守着长江,沉稳,甚至有点过于沉稳了,日子像江水一样慢吞吞往前推,另一个呢,满街都是花椒和辣椒的味道,连空气都像在催你:快吃,吃完还有下一顿,但也就是这种不讲道理的组合,让人觉得旅行这件事有时候并不需要什么完整的逻辑,你可以早上在长江边看一艘货轮,晚上就在成都的苍蝇馆子里为了一碗肥肠粉排队,中间夹着两小时的车程和几个断断续续的梦,没人规定一日游必须游出什么名堂来。
成都的夜比宜昌闹腾多了,我坐在肥肠粉店门口的小板凳上,看隔壁桌四个中年人划拳,声音大得能把房顶掀了,老板出来抽烟,靠在一棵梧桐树下,也不管他们,就那样看着,我问他:“这附近有什么好逛的?”他吐了口烟,说:“往前走到头右*,有个小广场,跳舞的多得很。”停了一下又补一句:“还不如就在这儿坐到起,哪都差不多。”
我笑了,老板也笑,烟灰掉在围裙上,他随手一弹,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,所谓的旅行,大概就是这样一些无用的瞬间堆积起来的,你没能把某个城市的标志性景点都打卡一遍,但你坐在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里,听一个陌生人用方言跟你闲聊两句,就觉得这地方你算是来过了,而且来得不亏。
回到酒店已经十一点多,躺床上翻相册,发现今天总共就拍了七张照片:四张宜昌的江,两张成都的肥肠粉,还有一张是那个卖顶顶糕的老奶奶的背影,小推车上挂着一盏黄灯泡,雾**的,我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,想,明天没有计划,也许去文殊院门口排个甜水面的队,也许就沿着玉林路瞎走,谁知道呢,旅行要是什么都知道了,那才真没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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