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双流机场起飞的时候,我胃里还装着最后一顿红油翻滚的火锅,朋友笑我,去零下二十度的地方,不带够暖宝宝,倒带了一身火锅味,十个小时后,当飞机轮子重重地磕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粗糙的跑道上,窗外是莫斯科铅灰色、仿佛被冻住的天空时,我才真切地意识到,这次出发,不是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,而是从一个极端,撞向另一个极端。
成都的“巴适”是浸润到骨头缝里的,而俄罗斯的“硬核”,是你一落地就迎面拍来的冰碴子风,这种转换,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
第一站,莫斯科。 这里没有春熙路的潮人如织,只有红场上踩着厚厚积雪、沉默而行的毛呢大衣,克里姆林宫的墙不是故宫那种讲究细节的朱红,而是一种沉郁的、厚重的暗红,像凝固的血,也像积年的砖,卫兵换岗时,皮靴砸地的声音“咔、咔、咔”,干净利落,带着金属的冷感,瞬间把你从成都茶馆那种慢悠悠的闲聊氛围里拎出来,摁进一种肃穆的秩序里,我去的时候,不是旅游旺季,本地人裹紧大衣,行色匆匆,很少见到亚洲面孔,在古姆国立百货商店那宫殿般的走廊里,买一个网红冰淇淋,甜腻的奶油在冰冷的空气里迅速凝固,得用点力气才能咬下,旁边就是昂贵的奢侈品店,但更吸引我的,是角落里卖套娃的老妇人,眼神像西伯利亚的湖泊,平静之下你看不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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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一夜火车去圣彼得堡,卧铺包厢的陈旧感,瞬间把人拉回上世纪,车轮与铁轨撞击出有节奏的“哐当”声,像这个国家沉重而缓慢的脉搏,同包厢的俄罗斯大叔,起初只是点头,后来拿出一瓶伏特加,切几片黑面包,配一点酸黄瓜,手势比语言多,几口烈酒下肚,从喉咙烧到胃,身体里成都带来的最后一点温润水汽,好像也被这把“火”烧干了,话匣子就此打开,他用生硬的英语单词和夸张的手势,讲他年轻时在远东当兵的故事,窗外是无边无际、被雪覆盖的森林和原野,黑黢黢的,偶尔掠过一点孤零零的灯火,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成都的烟火气是横向的,铺满每一个街巷;而俄罗斯的辽阔是纵向的,直直地插向地心,又冷冷地伸向天空。
圣彼得堡是另一种面孔。 如果说莫斯科是穿军大衣的严肃父亲,圣彼得堡就是受过良好教育、带着忧郁神情的贵族小姐,涅瓦河蜿蜒流淌,巴洛克和古典主义的建筑沿河铺开,冬宫的奢华令人窒息,但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那些无尽的走廊里,看久了金色穹顶和世界名画,眼睛会累,我更喜欢钻到滴血大教堂背后的小巷,找一家地下室的格鲁吉亚餐馆,吃着香料味十足的“哈恰普里”(奶酪饼),喝着热红酒,旁边一桌年轻人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,语速飞快,墙上贴着褪色的苏联海报,和现代派的涂鸦古怪地共存,这种混杂,特别迷人,它不像成都,新旧融合得那么自然熨帖,这里的“混搭”带着一种粗粝的、未经打磨的棱角,冲突感十足,却又奇异地自洽。
最让我灵魂出窍的,是在贝加尔湖,从伊尔库茨克出发,路途遥远,但当那片蓝冰出现在眼前时,所有疲惫都值了,那不是普通的蓝,是一种极致的、仿佛来自外星或远古的幽蓝,冰面开裂的纹理有几米深,像大地的脉络,我躺下去,耳朵贴着冰面,能听见下面传来“咚……咚……”的闷响,像是地球的心跳,又像是湖水在冰封之下不甘寂寞的涌动,导游是个布里亚特人,他说,这冰看着结实,但有脾气,得顺着它,我想起成都都江堰的水,那是被李冰父子驯服、用来滋养天府之国的温柔之水,而贝加尔湖的水,以冰的形态存在,依然野性难驯,它不滋养谁,它只是存在,冷眼旁观。
这一路,我的中国胃经历了严峻考验,红菜汤不错,但连喝三天也会腻,扎实的黑面包,能砸晕狗,想念火锅想得抓心挠肝时,就在民宿自己捣鼓,在圣彼得堡的超市里,居然找到了类似郫县豆瓣酱的东西,如获至宝,做出一锅不伦不类的“俄式火锅”,请房东品尝,她被辣得满脸通红,猛灌酸奶油,然后竖起大拇指,说这热情“像西伯利亚的野火”,我们哈哈大笑,语言不通,但情绪共振了。
回程的飞机上,我翻看照片,有金碧辉煌的教堂,有辽阔的荒原,有忧郁的诗人雕像,也有路边摊贩递给我热腾腾的烤土豆时,那淳朴又有点羞涩的笑,俄罗斯的浪漫,不是鲜花巧克力那种,它藏在伏特加的灼烧里,藏在冰湖的低吼里,藏在漫长冬季人们沉默的忍耐与突然爆发的歌舞里,这是一种“硬核浪漫”,需要你用身体去对抗寒冷,用耐心去解读沉默,才能品出那么一点回甘。
飞机降落双流,湿热空气包裹上来,朋友接机,直接拉去火锅店,红油再次翻滚,毛肚七上八下,我吃着,觉得熟悉又陌生,胃得到了抚慰,但灵魂的某一部分,好像留在了那片冰原上,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
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吧,不是为了寻找相似,而是去碰撞不同,让成都的柔,去碰俄罗斯的刚,让火锅的热闹,去听听冰湖的寂静,带着一身冷冽的风和故事回来,下到滚烫的生活里,熬出更复杂的味道。
下次,或许该从莫斯科出发,来成都看看,不知道那位房东大姐,会不会也对着满锅花椒,露出和我当时一样,惊喜又茫然的表情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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