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话,当初决定从重庆报个团去北京,我心里是有点打鼓的,你想啊,一个习惯了爬坡上坎、在麻辣鲜香里打滚的山城崽儿,突然要规规矩矩地跟着小旗子,去走那条无数人走过的、方方正正的经典线路,总觉得少了点“江湖气”,但架不住家里老人念叨了一辈子“想去天安门看看”,得,这团,跟了。
飞机落地北京,那股子干燥又带着点历史尘烟味的风劈头盖脸涌过来,瞬间就把我身上那点重庆的湿润水汽给抽干了,导游是个京腔挺浓的大姐,一口一个“咱们”、“您呐”,热情是热情,但节奏明快,跟重庆茶馆里那种慢悠悠摆龙门阵的调子完全两样,大巴车驶过长安街,看着窗外掠过的庄严建筑,那种辽阔和规整,让我这个看惯了错落楼宇和两江环抱的人,第一次对“帝都”这个词有了实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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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天,规矩与“破矩”。 行程自然是经典的:天安门广场、故宫、颐和园,跟着队伍走过金水桥,穿过一道道宫门,导游的讲解词熟练得像背书,哪个殿是干嘛的,哪个匾额是谁题的,数字年份精确到个位,我听着,眼睛却总忍不住往犄角旮旯瞟——那宫墙拐角处斑驳脱落的红漆,太和殿广场缝隙里钻出的倔强小草,还有屋檐上蹲着的小兽,沉默地看了几百年的日出日落,这些细节,比那些宏大的叙事更让我心动,团餐是标准的“旅游餐”,八菜一汤,味道嘛,只能说管饱,同桌的几位广东团友小声嘀咕着“冇啖好食”,我倒是摸出从重庆带来的辣椒包,默默给水煮白菜加了点魂,这算不算一种“舌尖上的反抗”?
第二天,开始“跑偏”。 去长城,车到八达岭,人山人海,导游给足了时间,但叮嘱一定要原路返回集合,我跟着大部队爬到北四楼,看着前后蠕动的人流,忽然那股子重庆人的“拧劲儿”上来了,瞅准一个岔口,顺着人少的步道往侧翼走了走,这一走,喧闹竟渐渐褪去,长城显露出它原本的筋骨——苍灰色的墙体顺着山脊奔腾,残破处露出夯土,野风呼啸而过,带着塞外的凉,那一刻,忽然就懂了点“雄关漫道”的意思,虽然最后小跑着赶回集合点,被导游半开玩笑地说了两句,但心里那点私自探索的快活,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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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天,胡同里的“偶遇”。 行程里有逛胡同,坐三轮车,车夫兼导游,一口京片子讲着胡同里的老故事,哪家以前是贝勒府,哪个门墩有讲究,路过一个不起眼的公共厕所,他都能调侃一句:“瞧见没,咱北京胡同的厕所都比别地儿讲究,这叫‘官茅房’,有历史!” 大家都笑了,车队在一个拐角暂停时,我瞥见胡同深处,几个大爷正围着一棵老槐树下棋,收音机里咿咿呀呀放着京剧,旁边趴着的京巴狗懒洋洋地抬眼看了看我们这群“闯入者”,又睡了过去,这画面,比那些修缮一新的名人故居,更有北京的呼吸感。
最后一天,自由活动的“挣扎”。 行程单上写着“自由活动,推荐王府井或西单购物”,我和家人果断“脱团”,跳上了地铁,我们去鼓楼附近瞎转,钻进了姚记炒肝店,就着包子喝了一碗浓稠的炒肝,味道冲,但爽;在五道营胡同的咖啡馆屋顶,看着夕阳给四合院的灰瓦镶上金边;甚至晚上跑去后海,听了一阵子酒吧里水平参差不齐的民谣,这些都不在行程表上,却拼凑出了我心中更立体的北京——它不只是课本里的符号,更是炒肝的卤香、胡同的斜阳、还有后海那带着水汽的风。
回重庆的飞机上,我看着窗外渐远的华北平原,想起这几日,跟团游像一本严谨的教科书,帮你把重点划得清清楚楚,效率极高,安全省心,适合第一次来“打卡”的人,但旅行的趣味,往往在课本的空白处,在那次不经意的“脱队”,那包自带的辣椒,那条人少的长城支线,和那碗自己寻去的炒肝里。
从热辣随性的江湖,到深沉规矩的皇城,这一路,我跟着旗子走完了方圆,却也自己偷偷丈量了一些有趣的“不规矩”,北京,没完全在导游的喇叭里,也没完全在旅游大巴的玻璃窗外,它还在我那双总想“瞎逛”的脚板底下,和那颗总惦记着“找点不一样”的心里,这趟跟团游,算是打了个规矩的底,上面,也让我涂抹了几笔自在的随性,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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