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都阿坝来回跑了一天，我把魂儿丢在海拔四千米的风里了

早上六点十七分，天还黑着，我已经在成都西站门口啃一个冷掉的酱肉包，包子是从住的地方楼下顺手买的，皮有点硬，肉馅儿咸得挺实在，旁边一对小情侣裹着冲锋衣挨在一起看手机，女生突然说“哎呀你看这云海”，声音尖尖的，划破了候车厅里那种半睡半醒的安静，我心想，我连阿坝具体在哪个方位都没太搞明白,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坐上了车。

车摇摇晃晃地往西北开，一开始还是成都平原那种蔫蔫的绿，灰扑扑的天，开到一个叫都江堰的地方时我睡着了，头磕在玻璃上，磕了大概十七八下，再睁眼，外面完全变了，山像被人从地底下硬拽出来的，一条条脊梁骨斜插进雾里，路变得窄，弯变得急，司机按喇叭的节奏都带着点爆脾气，旁边的藏族大叔倒是稳当，一直闭着眼，手里一串珠子磨得发亮，我手机没信号了，放下手机，开始看窗外的野花，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，紫的、白的、黄的,挤在铁丝网边上一阵一阵地抖。

过了某个隧道——我真的记不住名字，那隧道长得*，像在山的肠子里爬了几百年——出来以后天突然炸了，对，就是炸这个词，蓝得我眼睛疼，那种蓝里带着一层金属的脆响，云根本不是棉花糖，云是碎玻璃碴子堆成的，锋利、透亮，镶在山头一动不动，羌族的碉楼零零散散地站在路边，有的塌了一角，有的屋顶长满草，路过一个叫绵虒还是绵虎的地方，街上全是卖车厘子的，红得发紫，堆在竹筛子里像一个个小坟包，我问了一句多少钱，大姐说的话我一句没懂，只好买了二十块钱的，蹲在路边吃，真甜,甜得我当时居然有点惆怅。

然后开始爬，海拔从几百往三千多上蹿，耳膜像被塞进一个气球，一会儿鼓一会儿瘪，我嚼了一颗大白兔奶糖，没用，耳朵依然嗡嗡响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看见雪山了，不是那种明信片式的雪山，是那种远远地突然从山背后探出半个头的、灰蓝色的、沉默得吓人的雪山，我旁边一个北京口音的大爷感叹了一句“嘿，真他妈白”,我觉得他形容得比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所有词都准确。

下车的时候是正午，太阳挂在脑门正上方，可风吹在脸上像谁拿一块冰毛巾反复抽你嘴巴子，风里带着牛粪味、草味、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雪味，凉的，从鼻腔直插肺里，我沿着一条土路往山坡上走，走了没二十分钟就喘得跟拉风箱似的，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从我身边跑过去，手里甩着一根树枝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那笑里没有恶意，是我见过的更接近高原天空的表情，又野又干净，我冲他摆摆手，他嗒嗒嗒就跑远了，转过一个经幡堆就不见了，经幡被风吹起来，五颜六色的,呼啦呼啦响。

两个小时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不走了，真的走不动了，海拔四千多，心跳在嗓子眼打鼓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一整天我什么都没想——那些烦人的事情、没回的消息、月底的账单，全被风吹散了，散在那些经幡上，散在那些啃草的牦牛眼睛里，对，远处有几头牦牛，黑黢黢的，像长在草坡上的几块会动的石头，其中一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宽容，好像在说：“你又来了，你们总是这样，气喘吁吁地来，又急急忙忙地走。”

下山的时候夕阳已经歪到西边去了，背着光，对面的山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剪影，山顶上更后一点雪泛着淡淡的粉红，像被谁用毛笔轻轻地扫了一下，我把车厘子核吐在手心里，凉凉的，滑滑的，车上放起了一首不知道叫什么的歌，女声很老，像从磁带里转转出来的，我不自觉地跟着哼,哼得很走调。

回到成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七分，街上全是火锅味，又热又辣，和早上那个干冷的候车间像是隔了两辈子，我买了一瓶冰红茶，坐在街边台阶上，一口气喝了半瓶，抬头看，天是那种被霓虹灯染得发灰的红，没有星星，但我知道，就在西北方向，大约几个小时车程外，那片蓝、那阵风、那两头看我的牦牛、那个甩树枝跑远的小男孩,全都在。

我的魂确实丢在了那里,但我一点也不急着找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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